濒危的野生动物被捕获后,将其杀死做成标本,这是简单的杀戮还是为科研做出的贡献?杀戮可以带来保护吗?
9月24日,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太平洋项目负责人克里斯·弗里拉蒂(Chris Filardi)博士和他的研究小组在所罗门群岛的爪达尔卡纳尔岛发现了一种濒危鸟类——须翡翠鸟(moustached kingfisher)。
这种小鸟长着红红的长喙,因嘴边长着一道蓝色的毛像男人的胡须而被称作须翡翠鸟。须翡翠鸟已经被国际鸟类联盟(Bird Life International)认定为濒危物种,栖息生活区内只有约250至1000只成年鸟,须翡翠鸟上一次被人类观测到还是上世纪50年代的事情。
弗里拉蒂在社交网络上贴出了自己与小鸟的合照,并录下了小鸟独特的叫声。然后,将其杀死了。弗里拉蒂表示已经将小鸟做成了标本供以后科研所用,希望对该物种能加深了解。
弗里拉蒂的举动在公众及科学界引发了轩然大波,美国科罗拉多州大学的生物学教授贝科夫(Marc Bekoff)对此直接批评称,越来越多的人为了科研而杀生,实在太血腥。
面对质疑,弗里拉蒂申明,须翡翠鸟的记录数量大概有千余只,杀死一只并不影响整个物种的繁衍。而须翡翠鸟却很难被人类见到,要遇见下一只须翡翠鸟十分不易,关于该种类鸟的研究信息几乎空白,作为科研人员,应该去收集、保留物种的信息,也需要对须翡翠鸟做各种血液、毒理学研究。这些研究结果将对小鸟的进化关系、生存生态状况起到积极促进的作用,而历史上诸多科考队都有过这样的做法。
弗里拉蒂的说法并非强词夺理,标本建立确实对物种研究起着重大的作用。《科学》杂志就曾收到过来自各个大学及博物馆的百余位科学家的联名信,为收集标本辩护。地球上大多数物种都不为人所知,如果没有标本,就无法获得保护这一物种所需的相关数据。“凭证标本”是记录一个物种存在的最高标准。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鱼类专家卡罗·鲍德温(Carole Baldwin)认同这种业内做法,比如许多海洋生物不采集标本就无法进一步研究,光靠照片和DNA是不能证明发现了某种新的鱼类物种。
不过采集标本并不是一件拍脑袋就可以做的事情。在科研人员出发采集标本之前都需要得到相关监管机构的批准,而这种批准取得如今已经变得越来越难。美国国家广播电台(NPR)科学撰稿人内尔·格林菲尔德(Nell Greenfieldboyce)在采访美国史密森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时就了解到,史密森博物馆的鸟类部门最近一趟前往非洲吉布提野外考察需要7份不同的批准和审核文件。
史密森博物馆鸟类分区主管海伦·詹姆斯(Helen James)告诉格林菲尔德:“很久以前,一些科学家确实会刻意地采集罕见物种,这在今天是无法被接受的。没有证据表明当今的科学标本收集导致了任何一个物种灭绝,真正的凶手是诸如破坏栖息地这样的行为。”
尽管如此,对罕见物种的标本采集的正当性正在被更多的科研人员质疑。英国普利茅斯大学的罗伯特·普什多夫(Robert Puschendorf)向格林菲尔德回忆,2013年他与同事在哥斯达黎加做田间调查,他的同事找到了一种被认为已经灭绝的树蛙,并采集了一只制成标本。这次的案例让普什多夫感到不安,在树蛙重新刚刚出现的时点,这样的采集是否存在着伤害种群的可能?
杀戮是罪行,还是保护?这一问题不仅在科研上存在争议,今年夏天美国牙医帕尔默杀死狮子王塞西尔在津巴布韦引起轰动,而与此同时,法国南比利牛斯大区上加龙省的几位猎人因为猎杀了三头野猪却成了英雄般的人物。同样是猎杀,为何引起不一样的反响?
根据法国国家猎人联合会的数据,狩猎每年对法国的经济影响大约在36亿欧元左右,2014-2015年猎季持有打猎执照的人数约有125万人。法国是欧洲猎人最多的国家之一(狩猎运动受到政府严格管控),而狩猎业促使法国人认识到,完好的土地对种群多样化的重要性;狩猎的财政贡献也促使了政府投入大量人力、财力保护生态及物种繁衍。
加拿大北极熊狩猎也是值得讨论的案例。2013年,《华盛顿公约(CITES)》大会上,北极熊从附录II提升到附录I的提案被否。如果能够提升,意味着北极熊及其所有制品的国际贸易均将被禁止。对这份提案投下反对票的竟然包括IUCN(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和WWF(世界自然基金会)。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和世界自然基金会否决该提案的关键在于,如果禁止了当地原住民狩猎的经济来源,当地原住民转向农业或工业开发对北极熊的生态环境或将造成更大的伤害。而加拿大的北极熊狩猎与北极熊皮贸易,都受到了政府的严格管控。并且根据评估,在管控之下,北极熊的种群是可持续繁衍的。
在不少动物保护专家看来,“没有杀害”不是物种保护的最终目标,真正的目标是种族、种群的延续。无论是制作标本,还是狩猎,需要的是更多关于如何监管的讨论,而不是非黑即白的争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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