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038—李丹：专访钱永祥：中国大陆亟需为动物立法
台湾著名政治哲学学者钱永祥
作为台湾著名政治哲学学者和《思想》杂志的主编，钱永祥先生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研究领域：动物伦理和动物福利。在打狗事件频出、玉林狗肉消费狂欢又将开始之际，他给出了有切肤之痛的哲学思考。
澎湃新闻：您早年关注台湾的民主思想启蒙，后来治的是西方思想史、西方政治哲学，一直研究民主转型与社会公平这些人类社会的大话题，兴趣点又是如何转向动物伦理和保护的呢？
钱永祥：我会关注动物伦理学以及动物保护运动，自然有一些个人的原因，例如我喜欢看到动物，也想要为动物做一点事；我又喜欢乱读书，彼得·辛格原本即是不错的哲学家，他的《动物解放》在1975年出版以后在西方声名远播，让我多少会注意到已经有哲学家在开辟“动物伦理学”这个新的领域。
但是这些个人的因素毕竟属于次要。我猜想，社会或者时代的氛围，对于一个人的想法与感性所产生的塑造作用更大、更实质。关心或者喜欢动物或许仅是个人的事，属于偶然。但是动物议题要成为学院里的研究主题，乃至于在社会上构成“运动”，就不可能靠偶然的因素，一定有其深厚的历史背景。
让我们举两个西方的例子。动物保护在近代西方第一次进入人心，成为“运动”，是在十九世纪的英国。当时，法国大革命点燃了“人权”的呼声，英国人开始正视工业化以及资本主义所带来的严重社会问题，于是在一种人道主义情怀的推动之下，黑奴解放、保护少女（妓女）、保护童工、救助游民，乃至于要求妇女投票权，劳动条件的改善等等追求“人道”的改革要求蔚为风潮。在这种氛围之中，动物保护运动也告出现，并且开始发展动保的论述。英国第一个动保团体，便是在1824年成立的。
到了二十世纪后半叶，动保运动又一次复兴，则是在七十年代的美国。当时美国也适逢二战后的旧秩序遭到强烈的挑战，黑人民权运动、妇女解放运动、反越战、生态保护，以及年轻人的“反文化”（counter-culture）运动如火如荼。在这片追求“解放”的氛围之中，彼得·辛格的《动物解放》适时问世，造成很大的冲击。也是在那几个运动交会的历史时刻，辛格可以直率地将人类对于其他物种的歧视与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相提并论，从而把动物议题的地位提升到与人类问题几乎同样重要的正当地位。到了今天，保护动物已经是社会上、学院之内、以及各国政府都必需关心、正视的议题，其起源必需追溯到1960、70年代的各个社会运动。
到了台湾的八十到九十年代，旧的秩序受到挑战，民主化以及各种社会运动风起云涌，社会上许多不合理的现象，在昔日大家可以冷漠地承受，如今却遭到质疑与挑战。劳工、环境生态、妇女、消费者保护、原住民、学生等各方要求竞相爆发。1993年，在反对“挫鱼”（一种用大钓钩直接刺穿鱼体”钓鱼”的民间变态娱乐）声浪的刺激之下，“关怀生命协会”成立，这是台湾第一个将动物保护变成社会“运动”的团体。当时我自己找上门去，接下了翻译《动物解放》的工作，让这本西方动物保护运动的“圣经”变成中文，我自己也开始积极地阅读西方的相关理论著作。回顾这些历史，可以看出，动物议题其实是时代的产物，也是社会求变的一个环节。我们个人会走上这个方向，很大程度上是历史条件的成熟，逼迫我们觉醒、面对问题。
至于我同时对政治哲学与动物伦理学感兴趣，倒不是问题。这两者之间的距离当然很大，可是也有相通甚至于互相发明之处。政治哲学追问：如何从道德原则判断政治制度、政治关系的是非对错好坏；动物伦理学追问：如何判断人类对待动物的方式是不易能够满足道德原则的要求。两者的出发点都是道德，而道德观点所关心的最根本的问题，当然就是生灵所承受的各种苦难、压迫、剥削是不是符合“正义”。在这一方面，从古到今，人类与动物经常有着共同的遭遇与命运。所以，我研究政治哲学，同时也研究动物的伦理议题，可以相辅相成。说来并非偶然，当代政治哲学的奠基者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并不包括动物，但是他必需说明他的理由何在；另一位诺奇克则数次讨论到动物伦理学的问题。
澎湃新闻：您能否简单介绍下西方动物伦理学的脉络？
钱永祥：西方动物保护意识的兴起的历史脉络，我们已经在上面作了简单描述。至于动物伦理学的理论脉络，由于整个领域扩张很快，引入的理论资源很多样，从效益主义、权利论、德性论、女性主义的关怀伦理，到欧陆思想以及后现代的解构，各家理论杂陈，并不容易归类综合。
但是我有点排斥很花俏的理论；我深信，动物伦理学背后有一个基本的动力，那就是一种道德上的迫切感：动物分明是在活的生灵，却在人类手中以极大的规模遭受残酷血腥的对待，如果所谓“道德思考”竟然不能腾出一点位置给动物，找不到严肃的理由谴责、阻止对动物的残害，那足以显示整个道德哲学的体质有严重的扭曲，它的视野遭到严重的遮蔽，进一步反映出人性人心的嗜血与自私。当代动物伦理学的各家各派可以各逞其能发展精妙的理论，但都必须面对这个严肃、棘手的考验。
在这里，我们无法进入技术性的哲学讨论，不过动物伦理学经过这几十年来的层层追索，一个逐渐明朗浮现的想法是：人类如何对待动物，固然涉及动物身上的特色，但同时也反映了人对于自己的认知与想象；如何对待动物，所涉及的并不祇是动物本身的利害，更彰显了人类本身如何要求与界定自己。
动物伦理学的主流一向比较关注动物自身的某些“能力”（例如感知痛苦，例如作为生活的主体，例如有待活出生命潜能的主体），以及这类特色所涵蕴的“利益”，进而强调动物的这种利益与人类的同类利益具有同样的道德意义，因此人类必须尊重、考虑动物的利益，不能只从人类利益的角度决定如何对待动物。这是一种强调“受者”即动物的思路。
但是当代动物伦理学同时也在开发另一个思路，那就是指出，人类能不能看出并且承认动物具有这些能力与利益，并且严肃地思考自己该如何对待动物的能力与利益，其实并不只靠外来的诫命，要求你遵循。一个人怎么想象与看待动物，其实反映了他怎么想象自己，希望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他可能希望自己更仁慈与怜悯，也可能希望自己理性而节制，或者多几分感情的投注，或者减少外界的感情牵挂。这些都会影响到人如何面对动物、对待动物。关键的问题是，人对自己的期望并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需要援引时代的评价资源，但这种资源必然有其历史可言。
试想，在过去，蓄奴、娶妾、酷刑、围观各种凌迟死刑都是正常的事，但是到了某个阶段，人们开始无法承受这类暴行，情绪上生出反感，对受害者生出同情，在价值上则谴责这类作法。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原因当然极为复杂，不过一个简单的总结就是：人类的道德意识、对于他人苦难的感觉方式，在历史中一直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的关键一步就是：我所想象的自我，对自己的期待，已经不容许我再重复前人那些伤天害理的暴行。在今天这个时代，评价的资源是一种平等主义、人道主义的资源，一旦借用这种资源来界定与想象自己，我们不会容许那些事重演。
同样的情况，在动物议题上也出现。在今天，人们可以继续吃肉，不过不同于以前，如今要把养殖场与屠宰场都隐蔽起来，甚至于要求豢养与屠宰方式要够“人道”。犬儒之士会说这是伪善，但我认为这确实是人类道德进步的一步；踏出这一步，人类就意识到杀害动物生命是需要掩耳盗铃的，并不光彩。比起昔日猎捕、屠宰动物而大家围观抢购不以为意，今天的人所援用的评价资源，强调的是减少暴力，减少痛苦，减少口腹之欲，减少对于自然与生命的戕害毁灭。根据这套评价资源，人类正在调整自己与动物的关系。如果这样一种评价资源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取得主导地位，你会不会认为构成了一种道德进步？当代动物伦理学，既是趁着这套评价资源的出现而生，也对这套评价资源提供了许多理论助力。
澎湃新闻：那么如何把西方动物伦理学与中国语境结合？
钱永祥：西方动物伦理学的主要著作多数已经译成中文出版，中文学界也有学者在这个领域耕耘。不过参照上面的观点，当代中国社会的道德意识如何发展，能逐渐酝酿、经营出什么样的评价资源，供当代中国人界定自我的道德形象，形成对自己的道德要求，乃是在中国思考动物伦理议题的大脉络。（其实其他许多涉及平等、正义的公共议题，例如教育、医疗、性别、族群等等，也都要在这个大脉络里面成形、讨论。）我想要强调的是，人间并没有一个抽离的“道德”领域；道德必然寄身于生活中特定具体的切身议题上，所以道德意识也是在众多具体议题的讨论与实践之中逐渐成形。我认为，当前中国社会正在摸索一种适应国情与时代价值的道德意识。在这个意义上，积极关注动物议题，进行相关的道德思考，有助于当前中国社会的道德意识发展。动物伦理学有这个作用，其他如女性议题、资源分配议题等所牵涉到的道德思考，也都会大有贡献的。
澎湃新闻：很多人对动物保护主义者的一个批评是，他们关注动物权利甚于人类权利，您怎么看？对动物的保护会不会导致对身边人类的缺乏关注？
钱永祥：这个批评我觉得并不是真诚的讨论，应该说只是为了在辩论比赛中得分。第一，它完全悖离事实。十九世纪英美第一代的动保运动人士，同时也是废奴、保护童工、争取妇女投票权等等运动的先驱。在今天，也有很多人，同时探讨人类议题与动物议题，动物伦理学者辛格、里根、纳斯鲍姆皆是如此。谁规定了一个人只能选一样事情关注？其次，这种措辞假定了社会议题也有“差序格局”，关心者得分出亲疏、划清远近，不能逾越。这种差序格局也许是人情之常，却并不具有道德上的决定性意义。许多人愿意投身帮助远方的异邦人，难道是道德上的错误？不是有不少外国人放下本国的事情，却跑到中国来做出贡献的？第三，这个说法预设了一种社会问题的阶段论，即必须先解决某某问题，才能去关注其他问题。但是即使在人类的范围之内，无数议题都很迫切，除了技术考虑之外，你要根据什么标准去说某问题应该优先，某问题必须压后？何况，人的问题解决得完吗？俟河之清，然后再关心动物？
说到最后，这种批评只是暴露了一个成见：动物没有人类重要，动物的地位次于人类，所以动保人士是轻重倒置。其实这也没有关系。假定动物没有人类重要好了，为什么我只能关注“重要”的对象？道德的重点并不在于我们关心的对象多“重要”，是不是与我同类，而在于我是不是认真、无私地关心其他生命的遭遇与命运。发挥这种同情心与正义感，国境、种族、阶级、物种，都不会构成藩篱的。
澎湃新闻：情感在动物保护主义者中起了多大的作用？当看到虐待动物的行为时，个人义愤会不会压倒理性的学术观点？
钱永祥：许多人认为情感是一种歇斯底里的冲动反应，那是严重的误解。人类要从事任何有意义的事情，都必然要藉助情感。情感帮我们聚焦于特定的对象，并且认定这个对象对我具有突出的重大意义。不用情感聚焦，我所面对的只是没有脸孔的赵钱孙李，我如何辨识对象？没有灌注情感，对方的遭遇如何引得起我关心？在这个意义上，情感其实是一种认知性的判断：我需要思考与斟酌，才能专注于一个对象，也需要谨慎评价，才能判断该对象对我是有特别意义的。在这两方面，我都可能犯错；但是犯错不正是做判断时的常事吗？
关心动物议题的人，特别需要情感的指引与支持。由于人们对于动物充满偏见与成见，加上物种界线隔阂，要意识到动物的存在，认知他们是互异、特定的个体生命，想象他们各自的特定生活与感觉，是非常困难的考验。很多人，是因为跟小动物的近身相处互动，对他们滋生深挚感情，才开始注意到动物议题，并且产生关心。关心之余，你会意识到动物在这个社会里的遭遇影响到了你自己：周遭动物的苦难令你愤怒悲伤而不忍坐视，同时你也不甘心生活在这样一个残酷血腥的社会中。这种情感激发许多人以各种方式开始保护动物。最后，当关心动物的人相聚，这种情感产生交流与共鸣，将会为他们提供更大的力量。
至于“义愤会不会压倒理性的学术观点”？我觉得相反：动物伦理学并不是抽象的概念游戏，而是要面对人性的短缺与生灵的苦难。所以它不能温吞随和，而是要挑战与批判。义愤让我们的理性更有棱角、更具生气、更能战斗，同时也有助于检验我们的学术观点是不是早已脱离了动物生命状况的现实。
澎湃新闻：近年来在中国，动保者支持者众多，也是备受争议的，多是因为以正义之名实行的匿名攻击和语言暴力，您怎么看这一矛盾？
钱永祥：匿名攻击与语言暴力在这个网络时代已经成为普世的病态，对于公共讨论造成了严重的伤害，我很不认同。动保支持者在社会上本来居于弱势，亟需争取中道力量的认同，更需要进行大量的说理工作，唤醒大家的动保意识。这时候，逞口舌之快，以暴力语言进行人身攻击，岂不是徒然激发反感，对改善动物的处境并没有帮助。
但是我也了解，动保运动走在时代的前端，对抗主流民意，感受周遭的压力（甚至是敌意），一定备感辛苦与孤立。但这本来便是历史前进的规律，社会的学习是很缓慢的，进步是要付代价的。密尔（旧译小穆勒）说过：“任何伟大的运动，都要经历三个阶段：嘲笑，讨论，接纳。”他可能忽视了还有一个“敌视”的阶段。但是无论如何，动保运动者身处一个并不友善的环境，更需要动心忍性，为了动物而多所承担，避免以敌意还诸他人。
澎湃新闻：每过一段时间，大陆都会爆发涉及动物的新闻，例如去年四川警察打死流浪汉的狗，或者近年的广西玉林狗肉节。对这些事件，您的思考是怎样的？
钱永祥：这些事件都让我很哀伤：一个文明大国，为什么容许这类残酷的事情堂而皇之地发生？两位威武矫健的制服警察，有什么必要用铁叉铁铲在马路上活活打死流浪人用链子牵着的小狗？他们不忌讳血迹溅上他们雪亮的皮靴吗？这些事件让我想了很久。我的结论是，中国大陆亟需为动物立法！立法不只是为了保护动物，也是为了公务员在管理动物的时候，可以遵循符合人道的规则。推广而言，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肉用动物养殖与消费国家，又有众多的动物园、马戏团，还需要大量的动物供科学实验与教学之用，每年所“处理”的动物一定是天文数字，可是这个国家居然还没有一部《动物保护法》，跟香港、澳门、台湾等地区相比都显得落后，确实令人惊愕与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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