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072—曹晓波：两会代表委员呼吁立法禁止活熊取胆
上万头黑熊正遭受痛苦折磨 全国“两会”代表委员呼吁立法保护动物福利
活熊取胆该终结了
《法制周报》记者 曹晓波 实习生 邓梦阳
编者按：生理学和动物行为学早已证明，动物决不是机器，和我们人类一样，它们不仅有血有肉，而且有复杂的神经系统，它们具备感知痛苦和快乐能力的生理基础。不虐待动物和为它们提供福利既是人类文明的体现，也是人类伦理或道德的诉求。
《法制周报》对“活熊取胆”问题一直十分关注，呼吁立法禁止活熊取胆。2010年6月，本报记者曾赴成都等地调查采访，披露了黑熊遭囚禁并被活取胆汁的悲惨境遇，以及动物保护组织为解救胆熊所付出的努力，刊发了《救救胆熊》、《加快动物福利立法 杜绝“活熊取胆”现象》等系列报道，引起了社会强烈反响。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纷纷提交议案和提案，呼吁立法禁止活熊取胆的声浪不绝于耳。
近日，本报记者对全国“两会”代表委员、亚洲动物基金工作人员、权威动物保护专家进行了专访，呼吁在全国范围内终结活熊取胆业。
黑熊每天被刺入导管抽胆汁
3月8日下午，亚洲动物基金四川救护站外事部总监张小海兴奋地告诉《法制周报》记者：淘汰活熊取胆的话题从未像今天这样备受瞩目。他选择在全国“两会”期间前往北京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争取更多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的支持，立法保护动物福利，淘汰活熊取胆。
在一段令无数网友揪心的视频里，亚洲动物基金创办人谢罗便臣女士讲述她拯救胆熊的历程。
时间追溯到1993年，第一次走进中国南方的一家养熊场，映入眼帘的一幕让她近乎晕厥。在如地牢般的养熊场里，黑熊被关在一个又一个狭小的铁笼里。过去的数十年里，养熊场的人每天都要来抽取它们的胆汁。
“当时我背对着退到一个笼子边上，一头母熊从笼里伸出它的爪子碰到我的肩膀，我惊魂未定地转过身来，她的爪子就在我面前，当时我做了一件似乎非常自然的事情——握住了它，如果她那时想伤害我的话简直是轻而易举，但是她没有，只是轻轻地捏了捏我的手指。后来我一直给孩子们说，那时我感觉到了我和这头母熊之间有某种信息在传递，虽然之后我再也没见过那头熊，但是这一次握手开启了我在中国的解救黑熊之路。”
创办于1998年的亚洲动物基金(Animals Asia Foundation)是一个以改善动物生存环境为目的的非盈利性慈善机构，总部设在香港。亚洲动物基金以改善亚洲的动物生存状况为自己的主要任务，以终止虐待动物、建立人们对动物的尊重为最终目的。
“应该看到在今年，动物福利越来越受到关注，以往讲到这个词的时候，需要一遍一遍向人讲解。”亚洲动物基金公关主管王帆对记者说。
据了解，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从国外引进了活熊取胆的残忍方式。30年来，有大量黑熊惨遭虐待，许多已经惨死在这种虐待之下。
在养熊场内，为了活熊取胆，要在熊腹部实施造瘘手术，使其胆囊与腹部开放的瘘管相连，造成一个永不愈合的伤口，以便抽取胆汁。这些黑熊被长期囚禁于铁笼之中，遭受难以忍受的折磨。由于伤口多年不能愈合，加上伤口感染、每天被刺入导管抽取胆汁，黑熊饱受痛苦。
活熊取胆曾经在韩国、越南等国家短暂存在。但是，因其极端的残忍性，有关国家均已经制定了法律法规，禁止这种做法。目前，在崇尚传统中医的亚洲各国，我国是唯一允许活熊取胆行业的国家。来自亚洲动物基金提供的数据显示，我国东北、四川、云南、陕西、浙江、福建等省份的几十家地上地下养熊场，已经有10000多头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黑熊(包括部分棕熊)正在遭受痛苦折磨，忍受活熊取胆。
全国“两会”代表委员
呼吁立法禁止活熊取胆
3月6日，王帆意外接到一封来自北京的邮件。“全国人大代表、著名主持人敬一丹在2011年全国‘两会’提出制定《反虐待动物法案》议案”的标题极为醒目，令王帆激动不已。
每年的全国“两会”，她都密切关注有关保护动物尤其是禁止活熊取胆的一举一动。
“如果(禁止活熊取胆)能步入立法轨道，保护的不只是胆熊，是更多的动物，也将造福于人类，因为人、动物处于完整的生态链中。”王帆对记者说，“我也觉得自己的工作被认可了，拯救胆熊其实与每一个中国人都息息相关。”
敬一丹在其议案中呼吁，“我国亟需一部动物保护立法，因此提请全国人大把《反虐待动物法案》的制定纳入‘十二五’法律制定规划，尽快组成由法律专家、伦理学者、动物保护团体代表，以及相关专家学者参与的《反虐待动物法案》起草委员会，推进这部具有里程碑意义、同时也标志我国社会主义文明进入新阶段的法案。”
而贾宝兰与黄信阳在今年继续给力“禁止活熊取胆”议案，黄信阳甚至提交了“组合式”议案：《关于呼吁制定淘汰养熊业时间表的议案建议》、《关于呼吁尽快确认人工熊胆研究成果的议案建议》、《关于呼吁有关部门彻底检查熊胆药品安全性的建议》和《关于制定<中国动物保护法>的议案建议》。
“今年春节前后，一家以活熊取胆为主业的福建企业归真堂谋求上市的计划经网络披露后，在社会上形成巨大的反对意见。反对熊胆企业上市、反对活熊取胆行业的民众呼声占压倒性多数。根据互联网、媒体报道以及各大网站的民意调查，数以十万计的公众支持淘汰养熊业，占受访人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黄信阳接受《法制周报》记者采访时说。
据媒体报道，近日，福建归真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酝酿上市融资，用于年产4000公斤熊胆粉、年存栏黑熊1200头两大项目的消息引起了网友的关注。由于归真堂所生产的熊胆系列产品原料需从黑熊身上直接提取，不少网友以及亚洲动物基金会表示抵制。而企业创办人邱淑花认为，归真堂养熊和活熊取胆生产熊胆粉均经有关部委批准，是合法企业。
归真堂风波促使立法的建构
“一旦上市成功，舆论的谴责会一直伴随着归真堂，愈演愈烈，我相信任何人都不愿去迎接这个痛苦的过程。我相信归真堂和其他企业一样都希望承担起造福社会的责任，现在申请上市就引起了各方民众的愤怒，上市之后的谴责更会一发不可收，会对社会的和谐健康化发展造成非常恶劣的影响。希望归真堂可以暂停上市步骤，接受我们的帮助进行转型。”世界动物保护协会资深顾问、消除物种歧视课题专家白一鹏在公开信中强烈呼吁。
张小海也向《法制周报》表达了同样的理解，“实际上活熊取胆业扩大融资是自取灭亡，生产企业其发展越大，公众就越知情，这些企业是自己找自己的麻烦。”
评论员杨涛认为，归真堂之所以敢于提出“反对我们就等于反对国家”，除了他们认为自己给国家带来巨额税收外，更主要在于“养熊是林业部颁发批文，生产熊胆粉是1995年卫生部颁发药准字号，都合法”。
因此，“包括来自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的呼吁，其目标很明确，就是促成国家立法层面的反虐待动物法律的出台。”张小海与王帆一致认为。
敬一丹表示，“系统的法律调整规范的缺失是造成肆意残害动物的一个重要的原因。由于传统伦理体系毁坏，道德水平下降，一味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导致恶性虐待、杀戮动物事件层出不穷，规模之大、手段之恶、结果之惨，令人瞠目结舌。”
3月4日，贾宝兰在回答微博网友提问时也表示：“我想我们只要能够持之以恒，保护动物福利法律总会要出台，取缔活熊取胆也只是时间问题。”
专家观点：
中国需要保护动物福利
3月8日，针对我国拟出台的《反虐待动物法(专家建议稿)》以及动物福利立法、禁止活熊取胆的情况，《法制周报》对《动物保护法(建议稿)起草者之一》、西北政法大学动物保护法研究中心主任孙江进行了专访。孙江系中国目前第一本动物保护法教材《动物保护法概论》、《动物福利立法研究》作者，《让法律温暖动物》编者。
《法制周报》：如果说野生黑熊能由二级保护提升为一级保护，是否能从根本上杜绝黑熊取胆行为？
孙江：如果今天出现了“活熊取胆”我们就立即将野生黑熊由二级保护提升为一级保护，严格保护措施与责任机制，那么下一次如果出现更多的伤害更广泛的动物的情况，我们是否应该把所有动物都予以“一级”地位？要从本质上解决问题，我们应该期待一部对于动物保护的基本法律。
《法制周报》：你觉得防止虐待胆熊除了立法上的努力，还应该做哪方面的补漏才能从根本上杜绝此类现象？
孙江：没有买卖就没有杀戮，要从根本上杜绝残忍的活熊取胆现象，只有让它失去市场。
《法制周报》：法律对于人的保障通常说“权利”，用在动物身上为什么是“福利”呢？
孙江：当代动物保护运动思潮可以分为动物权利论和动物福利论两派。动物权利论奉行激进的废除主义，要求人们改变现有的对动物的利用体制，将道德的关怀平等地施予动物；动物福利论则是温和的改良主义，同意给动物一定的权利，但这权利是部分的，是在不改变现有体制、生活方式的前提下，在保障并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大目标下，对动物的生存环境、运输条件、死亡程序进行优化，尽量使动物按其天性生活和减少痛苦。
《法制周报》：那么，“动物福利”的说法在国际上被运用的情况如何？
孙江：目前世界大多数国家，确切地说已经超过2/3的国家，都把动物福利当作法律保护的客体，很多国家也把动物保护法称为动物福利法，特别提到德国已经将动物权利写入宪法。
《法制周报》：目前，社会上有这样一种反对动物福利的观点：人的福利尚且顾不过来，还谈什么动物福利，你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孙江：这种观点听起来似乎有道理，其实是有缺陷的，它混淆了人的福利和动物福利的逻辑关系。英国早在200多年前就将动物福利纳入法制轨道，200多年前的英国，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并不在我们今天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之上，英国也并不是解决了全社会人民福利问题之后才来反观动物福利，实践告诉我们，动物福利解决好了，将会促进对人的福利的建设与维护；动物福利解决不好，则可能危及人的福利。现在是谈论动物权利的时候了。
《法制周报》：亚洲动物基金的创办人、英帝国勋章获得者谢罗便臣女士，正是因为在中国亲眼目睹活熊取胆的惨状而开始了她在中国的不知疲倦的工作，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来结束这种残忍的行业。我们发现自归真堂风波后，更多的媒体、环保团体、人士正在关注动物福利，你对此怎么看？
孙江：禁止虐杀动物是文明社会的共识。在现代社会的公共评价尺度内，一个国家的国民对待动物态度如何，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对待动物的态度直接反映出人们对待生命的基本态度。一个标榜文明的人和民族，不应该把满足自己的食欲和其他种种利益建立在对动物的残酷折磨上面。中国需要有关动物福利的法律。即使立法并不能保证在这个时代就解决全部人与动物的关系问题，但是，这样的法律将促使人们反省对待动物的方式，去考虑妥善解决动物遭受虐待的现实问题。正如“圣雄”甘地所说的：“从一个国家对待动物的态度，可以判断这个国家及其道德是否伟大与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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