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042—薛小林：中国将为大熊猫制定专门保护条例，江豚、中华鲟怎么办？
国家林业局已将制定《大熊猫保护条例》提上日程。 东方IC 资料
澎湃新闻实习生 梁月静 记者 薛小林
中国首部为保护单一物种设立的法律条例已经提上议程。
3月31日，全国大熊猫保护工作会议透露，国家林业局已将制定《大熊猫保护条例》提上日程，并推动自然保护区“一区一法”工作。
据悉，当前国家林业局正在进行《大熊猫保护条例》立法前期调研，同时要求相关省指派专人负责配合调研和起草工作，确保保护条例规定的保护政策具有科学性、前瞻性和适用性。
“国宝”大熊猫为何还需要设立单一物种法律条例？国家一级保护陆生野生动物有大熊猫、金丝猴、丹顶鹤等共90多种，为什么仅大熊猫获此“待遇”？该保护条例将对保护形势更为严峻的江豚、中华鲟等物种有何示范作用？
“国宝”面临的潜在威胁比以前更严重
WWF（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国政策研究中心高级总监范志勇曾在大熊猫工程办公室工作，他向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介绍，大熊猫专门立法的设想在1990年代初期就出现过，他曾参与起草当时的“熊猫法”第一稿，但是由于保护意识和立法呼声不足，立法没有了下文。
“大熊猫工程”全称为“中国保护大熊猫及其栖息地工程”，于1992年由原林业部组织实施，为期10年。
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大熊猫栖息地的竹子大面积开花，食物短缺导致当时野外大熊猫数量由2459只下降到1114只，栖息地面积大幅减少。
1980年代进行的野外调查表明，林业采伐、农耕垦荒等人类生产活动，使得1000多只大熊猫被分割成20多个小群体，这些小种群对影响种群数量变化的随机因素十分敏感，极易在局部地区灭绝。
该工程设立于大熊猫生存最艰难的时段，工程结束时开展的第三次大熊猫调查表明，大熊猫数量增长已至1596只，栖息地被侵占的现象得到初步遏制。
2014年底结束的第四次全国大熊猫调查显示，全国野生大熊猫种群数量比第三次调查增加了268只，达到1864只。
然而，受自然隔离和人为干扰等因素影响，大熊猫野外种群被分割成33个局域种群。其中，种群数量小于30只、具有灭绝风险的高达22个，18个小于10只的局域种群具有高度的灭绝风险。
“如果不能跟其他种群产生基因的交流，近亲交配个体就会衰退，还会产生遗传漂变的问题，小的种群很可能退化或消失。”范志勇说。尽管大熊猫一直被视为“动物明星”，国家政策和资金对其都有不同程度的倾斜，但目前全国大熊猫栖息地内存在的大型干扰，光水电站就有319个，还有1339公里的道路，和268.7公里高压输电线。大熊猫保护的潜在威胁不仅没有被消除掉，甚至比以前更严重。
“专门立法后，对大熊猫栖息地破碎化的趋势会起到一定的遏制作用，要不然这种趋势是遏制不住的。”范志勇说。
3月 31日的大熊猫保护工作会议上，国家林业局副局长陈凤学也表示，“力争到2020年，基本建成完善的大熊猫及其栖息地保护体系。”
《野生动物保护法》被指内容严重滞后，不如单独成法
大熊猫的保护立法建设是逐步发展起来的。
截至1999 年，全国各省颁布野生动植物保护法律法规40 余部，这些法律法规中的有关规定都适用于大熊猫保护管理，形成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以下简称《野生动物保护法》）为核心的、比较完善的大熊猫保护管理的法律法规体系。
范志勇认为在推动大熊猫专门立法的因素中，《野生动物保护法》不能满足保护国家重点保护物种的需求正是原因之一。
“比如《野生动物保护法》里规定保护野生动物的栖息地，但它并没有对野生动物的栖息地作出具体规定，要保护什么样的、怎样保护？实施过程中是空的，没有办法执行。现行的法律对保护大熊猫这样的国家一级物种是远远不够的。”
《野生动物保护法》施行至今已经26年，实际上，该法被指内容严重滞后，将要整体修订的说法也一直未曾停歇。
天津东方白鹳中毒死亡、湖南千年鸟道成候鸟死亡路、云南边境售食野生动物、网上频现炫耀猎杀野生动物……荼毒野生动物的悲剧频频上演，澎湃新闻此前曾报道，多位专家和动物保护人士将矛头直指《野生动物保护法》及其相关法律法规。
迄今为止，《野生动物保护法》只在2004年和2009年针对单个条文做过简单修改。“前后修改有五六年时间了，多年以前我就参与过，现在我都离开那儿，还没有修改出来，修法会面临很多问题，包括各部门的扯皮。”范志勇认为目前单独设立法律条例，比修改老法“可能要容易一些，或者更有意义一些”。
2014年12月12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社科院法学所教授常纪文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透露，《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的初稿，还在由人大环资委进行修改，之后提交给法工委修改，预计到2015年年底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一审。
江豚、中华鲟怎么办？
我国像大熊猫一样的国家一级保护陆生野生动物有金丝猴、丹顶鹤等共90多种。要把所有的一级保护动物都按照大熊猫的要求去保护，范志勇认为“肯定是不现实的，也实现不了”。
大熊猫是中国特有的物种，长期以来以其憨态可掬的形象深受民众喜爱，政治色彩也颇为浓厚，“如果能在这样一个物种上有一个突破，以后对于其他的物种，就树立了一个很好的典范。”范志勇说，在现行法律整体上不能有大突破的情况下，从点上突破也是对野生动物保护的贡献。
东北林业大学野生动物资源学院教授张明海向澎湃新闻介绍，《大熊猫保护条例》确为我国首部为特定物种专门设立的法律条例，这彰显了珍稀动物保护的重要性和我国拯救濒危物种的决心和态度。
第四次全国大熊猫调查结束后，多位中央高层对于结果均作出了重要批示，在范志勇的印象里，这是绝无仅有的一次。“多少人签字批示，说明了重视程度的提高，（《大熊猫保护条例》）立法会更容易实现一些。”
范志勇告诉澎湃新闻，如果栖息地内的基础建设等大问题现在就能做出考量，将来就不至于走到死胡同了再想返回，“到时候这个物种连保护都没有机会和可能性了。”
大熊猫专门立法如果能收到良好的效果，可能还会对《野生动物保护法》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有促进或示范作用，《大熊猫保护条例》的某些严格规定，也可以用到其他珍稀动物上去。
“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说，给江豚专门立法，可能比对大熊猫专门立法更加急迫，其实我们也需要制定中华鲟的抢救法，现在中华鲟已经两年没有见到野生繁殖的个体了，但能不能实现呢？好多东西再做已经来不及了，或者也做不了了”。范志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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