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024—欧阳洁 、王发财：成都观鸟会沈尤：从观鸟爱好者到职业环保人
“沈尤，小Q惹事了，A局打电话来，让咱们鸟会去领人。”沈尤接到电话不由得心生烦闷，沈尤对小Q这个人很有印象，平常协会组织的活动都不太积极参加，喜欢单独行动，去一些没去过的地方。这次是因为跑到机场去拍军用飞机惹出了麻烦。沈尤并不知道小Q的这次行动，但他在M部门却报出了观念会会员的身份。
成都观鸟协会这几年人丁兴旺，会员和志愿者都大大增加，但也给管理带来了难度。
从观鸟爱好者到职业环保人
1999年，正在成都大学企业管理系上大三沈尤利用暑假去了一趟四川若尔盖，作为暑期社会实践的内容，沈尤和其他同学的工作是了解这片湿地的沙漠化状况及其影响，他们也在当地种树治理沙漠。若尔盖之行是沈尤第一次关注到生物多样性的问题。若尔盖回来以后，沈尤撰写了相关的文章，并在2000年成都市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中获得一等奖，2001年，沈尤的关于若尔盖环境问题的文章又帮助他捧回了第七届全国“挑战杯”全国大学生系列科技学术竞赛的四川省特等奖和全国三等奖。
2001年，大学毕业的沈尤进入一家广告公司，似乎与环保没有了交集，直到有一天，四川省地勘厅（现更名为地勘局）的一位总工程师联系到了他，这位工程师是当时成都市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中的一个评委，他通过四川团省委找到学校，又通过学校才辗转找到了沈尤，当时在国内关注湿地问题的人并不多，这位老师鼓励他继续关注湿地问题，在此后召开的地质公园大会上，沈尤开始和环保领域的专家学者有了较多的交流。
2002年，沈尤进入四川省邮电建设工程局（现更名为四川省通信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上班，业余时间依然会关注生态，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国区（wwf中国）支持了一个叫wwf中国的网站，其中的活跃分子紫竹芒城便是沈尤，借着这个网站，他也认识了“高山兀鹫”、“ 随风而来”等观鸟爱好者，高山兀鹫的真名叫杜科，杜科毕业于西南林业大学，早在上大学时就深受西南林业大学鸟类学家韩联宪教授的影响，有着专业的保护鸟类的知识，在wwf中国网站的观鸟专区，他算得上是一个小名人，当时正赶上洞庭湖举办第一届中国观鸟大赛，杜科和沈尤叫上的几个同伴，组成了黄河龙队去参赛，逐渐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小圈子。
同年，wwf赞助了一项科考项目，主要是以武汉为中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考察水鸟。这个机会让沈尤见到了在论坛里已经相识两年的“随风而来”，“随风而来”是世界自然基金会论坛武汉分站的骨干格桑梅朵， 后来又成为了沈尤的夫人。
2004年，沈尤夫妇和杜科为核心的小圈子已经很有一些影响力，大家利用业余时间组织一些观鸟的活动，当时杜科在Green SOS兼职，他们共同从保护国际基金会（CI）申请了1万美元用于在成都的观鸟推广，靠着这一笔资金，三个人开始做观鸟的培训，不到半年时间，这个圈子就聚集了70多名稳定的观鸟爱好者。
2004年11月11日，沈尤、格桑梅朵和杜科正式成立了成都观鸟会。观鸟会确立的宗旨是，研究并保护鸟类栖息地，引导并推广观鸟观鸟产业。这个宗旨至今没有改变。
这一年是观鸟会的关键年，刚好成都市提出要建设环保城市，成都市希望在热岛效应最显著的城北、城东建设郊区森林公园，以减缓热岛效应，形成空气对流系统。而对热岛效应的改善，大面积水面的调节功能最强。时任成都市成华区农业局副局长的赵全喜提议，在自然地形低洼、过去是大面积人工鱼池、具备良好进排水条件、同时又是成都市上风口的龙潭乡秀水村建设北湖，降低热岛效应。
这个方案得到了市政府的采纳，初步方案里，以北湖为核心区域，维持水面800亩，并在周边15平方公里大规模植树造林。
然而，景区开发需要数额巨大的投资，出于对效益的考虑，北湖风景区管委会最初选择了公司运作的模式。一家房产公司被委托对北湖建成后的用途进行设计，拿出了一套方案，其中不乏高档楼盘。房地产公司希望通过在这里建设高档楼盘和发展生态旅游获得回报，而用这样的方法建设起来的北湖，则将成为少数业主的私人后院。
沈尤通过报纸看到了北湖的两个湖心小岛向市民征集名字的消息，他觉得这正是一个推广建设城市鸟区的好机会，沈尤向赵全喜提议，在现有规划中再增加一个鸟岛，作为鸟类越冬栖息的主要活动地，并从有利于鸟类栖息繁殖的角度修改现有规划，最终把北湖建设成为150多种水鸟林鸟休养生息的全国最大城市鸟区。
开发商和观鸟会提供的两种思路其实代表了城市发展的两种不同选择，沈尤将自己的媒体资源动员起来，针对这场分歧展开了一次媒体的大讨论，2005年年初，成都市观鸟协会被邀请参加北湖方案的论证会，成都市观鸟协会的志愿者与房产公司短兵相接，展开一场唇枪舌战。沈尤联系新华社的朋友写些了一篇《成都：鸟岛与热岛之争》，这篇文章也引起了一场关于城市发展的持久讨论，最终，在北湖中心建设鸟岛的建议得到了众多的支持，在与开发商的这场较量中，观鸟会取得了胜利，为成都争取鸟岛的事件也为观鸟会后来的注册打下了基础。
成立成都观鸟会
随着会员的不断增多，2004年地，沈尤和另外两个创始人将成都观鸟会正式注册成为民非组织，当时的观鸟会并没有专职的工作人员，沈尤、杜科和格桑梅朵都有自己的工作，每个人都利用业余时间组织各种观鸟的活动。
2006年，在香港观鸟会、达尔文基金的支持下，成都观鸟会与中国鸟类学会观鸟专业组在成都召开了一次中国观鸟发展建设研讨会，观鸟会在同行逐渐有了名气。
观鸟会的主要业务: 成都观鸟会的宗旨是研究并保护鸟类及其栖息地，宣传并推动观鸟及观鸟产业，其主要业务也是围绕这一宗旨展开。
●技术调查。
成都观鸟会的技术调查分成几个方面：一个是成都地区的鸟类中心调查及自然生态环境的扩展性调查，在扩展研究领域的同时，很多研究的成果也在实现转化。
2005年，观鸟会开始与成都市农业局展开合作，开展爱鸟周的活动。原本出于兴趣爱好的一些活动也逐渐项目化，林业局开始委托观鸟会做成都地区的鸟类调查。早期的调查并不具备很强的专业性，主要就是配合专家已有的调查在特定地点进行鸟类物种的统计，摸清楚当地原有的鸟类是否还在活跃，是否出现了新的鸟类，再由志愿者将观测到的鸟类进行数据录入，年底形成报告。参与调查的志愿者都是观鸟爱好者，主要是靠兴趣主导，人员的流动性比较大。那几年，成都观鸟会参与了若尔盖的鸟类调查，还受到四川省农业厅的委托，前往甘治州进行鸟类调查。
在沈尤看来，做技术调查遇到的专业度的挑战并不大，真正的挑战在于将这些成果转化到应用中去。
2009年，若尔盖湿地附近规划要建一个飞机场，沈尤在获知信息以后，很快意识到这个飞机场的建设对整个若尔盖湿地尤其是当地的鸟类影响很大，在看了政府的环评报告以后，他发现政府并没有意识到这一隐患，为此，沈尤写了一份材料，希望能够影响政府的决策。时任阿拉善生态协会秘书长的杨鹏还曾因此与沈尤有过一场争执，在杨鹏看来，为了解决地震后民族地区交通问题的飞机场的建设一定会得到较多的支持，想要影响这件事情并不容易。几经斟酌，沈尤选择了另外一个角度，从鸟撞可能威胁航空器安全的角度来提交了一篇材料，最终得到当时一个副省长的批示，并前往现场组织勘察。
2013年两会期间，成都观鸟会基于对公路伤害的研究，提出了对《野生动物保护法》修法的建议，之前的一年时间里，成都观鸟会还参与了中国科学院博士解焱主持的关于《自然保护立法》的调研，2013年两会期间，这项由37位人大代表联名提出修改《野生动物保护法》议案引起了媒体的关注。成都观鸟会起草的《成都平原的湿地保护条例》已经被成都市人大列为一号议案。
先做科学研究，然后扩大影响，同时推动公众参与，这是我一个基本的原则，三者是配套的。也就是说，在没有科学研究的基础上是不可能做政策影响的，甚至没有办法做公众参与。要推动《湿地保护立法》，观鸟会至少要做三年的研究。要做公路伤害的修法的问题，又要做三年的研究，有科学做基础，才嫩提出更有建设性的意见，让人觉得你不是来捣乱的。我们在国内外很多权威学术刊物发表文章，为的就是占领学术高度，获得公信力。
●公共推广。
成都观鸟会一直在面对大学生和社会人士做观鸟的培训。沈尤和另外几位创始人希望通过推动人们亲近和了解自然来改变人们的消费选择和价值方向。沈尤认为，传统的消费选择可能会把鸟当成食物吃掉，但如果成千上万的人都愿意赏花看鸟，护鸟所获得的回报也许会更大，这种外围力量的推动会有利于鸟类的保护。
2006年起，成都观鸟会开始系统地在成都市中小学推广普及环境教育，这一项目得到了英特尔公司和奥地利望远镜厂商施华洛世奇的资助，一年内完成了7所学校的推广。
早期的开拓是靠着沈尤一家一家给学校打电话来完成的，沈尤给学校的校长打电话，提出到学校上观鸟课，感兴趣的校长会将观鸟会推荐给科学老师，最终由对观鸟会感兴趣的老师将讲座引入课堂。
不是所有老师都认同沈尤的这种环境教育的方法。为了吸引学校的参与，常常需要在课程设置上费很多心思，最初，成都观鸟会会以外出交流学习和邀请外来学者进行讲座的方式向香港观鸟会、国际鸟盟、英国皇家鸟类协会等组织学习，掌握初步的课程设计。
2007年，观鸟会的培训扩展到15所学校，很多都是学校主动邀请。汶川地震发生以后，成都观鸟会的环境教育开始有了自己的特色，当时成都观鸟会邀请台湾的生命教育专家季洁芳教授到成都市红岩小学做生命教育课程的探索，设计了一整套的课程，成都观鸟会与红岩小学的合作一直持续到现在。
在课堂讲座以外，成都观鸟会还设立种子基金，鼓励小学生申请资金在学校组织活动，可以是看鸟，也可以是画画、写作、排话剧。观鸟会还经常组织小学生到野外进行实地观鸟，通过各种活动调动孩子和家长的兴趣，小学生的参与也让成都观鸟会意识到，小学生不仅仅是一个受众，更是一个优秀的传播者， 2007年以后，成都观鸟会又与四川省野生动物组保护协会合作推出了青少年自然讲解员的培训，科学、系统地培训青少年，让他们去学会观察自然，并且能够讲解自然，面向更多人来做传播。不少青少年在那时被培养起来，在一些青少年的科技比赛中崭露头角。成都市温江区的一所学校曾在成都市青少年科技竞赛中获得六个全区一等奖，其中有五个学生出自同一位老师，这些孩子的科普文章都与观鸟或鸟类调查有关，随着探索的逐渐成熟，观鸟会也建立起自己的一套课程体系。许多家长也在这个过程中成为了成都观鸟会的铁杆志愿者。
类似的环境教育在大学也开展，最让沈尤感到欣慰的是，当年成都观鸟会的许多大学生志愿者已经到了硕士或博士阶段，但现在依然还活跃在观鸟会，他们在许多专业性的、科研性的项目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作为面向大众的延伸性活动，成都观鸟会每年都会与四川省林业厅、成都市林业局共同举办爱鸟周活动，开展成都地区的观鸟大赛。
到目前，成都市共有30万人次参与了观鸟活动。成都观鸟会的帮助下，到2013年上半年，四川省已经成立了七个鸟会。沈尤的愿望是这些鸟会能够在全川形成一个网络，大家联合起来做全省鸟类的检测。
沈尤认为观鸟者数量的增加带来的价值不可估量。30万人中如果有10万人能够成为观鸟爱好者，他们可能参与观鸟旅游，购买望远镜等周边产品和相关的文化衍生品，1万人一年将有可能带动10万元的消费，再加上社会产值的带动是1比4，10万人可以带动40万元的产值。观鸟会的副会长唐军就已经有了自己的观鸟旅游公司，唐军自己也是一名出色的鸟导。
沈尤把这些工作叫做生态价值体系的重构：不是说看到鸟就是一盘菜，看到一棵树就想把它做成家具，看到一条河就修电站，看到一座山就开矿，看到海就做渔场。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是非常庞大的体系，它有生态的、社会的、文化的，各种各样的服务体系，所以生态价值体系也应该是极其多样的，鸟不只是吃掉这么一个价值。除了吃还能观赏，吃它卖200块钱，观赏它要挣200块钱。
这也是沈尤一直坚持做观鸟的公共推广的原因，以至于英特尔公司在第二年提出更换环境教育的主题时，沈尤没有丝毫的动摇。
那一次我了狠话，我说不行，教育是长期性的，不能经常换。如果你确实想换，我们只能换合作伙伴。但是后来大家一直坚持下来直到今天，现在大家觉得达成共识了。
观鸟会的难题
在建立与合作伙伴的关系这一方面，沈尤很有自己的一套方法，红岩小学的校长升任教育局局长以后，成都观鸟会继续与新任校长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实际上，面对所有合作学校领导和老师的来来走走，他都能将合作继续下去。而在资助方那里，他也总能在坚持自己原则的同时又获得相应的支持。
然而，在成都观鸟会经历了迅速发展滞后，志愿者的管理却让他感到困扰。
会员制的管理方式：组织化以后的观鸟会采取会员制的管理方式，面向全社会提供单位会员和个人会员两种选择，在提交入会申请后，得到批准的会员需要缴纳一定的会员费（社会人士（已工作）100元一年，学生50元一年，团体会员一年2000元以上），会员享有观鸟会的各项权利，包括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表决权；参加观鸟会的活动；获得观鸟会服务的优先权；对成都观鸟会工作的批评建议权和监督权。与此同时，会员也需要履行相关的会员义务。
对于只有两个全职员工的观鸟会而言，志愿者和会员的力量显得弥足轻重，因为成都观鸟会培训的基数较大，机构的人力在总体上显得充足，但另一方面，成员之间的松散关系也为管理带来了困扰。很多人因为观鸟的兴趣才成为会员，但兴趣本身是最难以捉摸的东西，今天你有兴趣去这个地方观鸟，下一次还去这里你就有可能缺席，今天你对观鸟感兴趣，也许明天就不一定感兴趣。志愿者和成员的来来走走成为观鸟会的常态。
一年以前，观鸟会像往常一样要在公园组织一次针对新人的观鸟培训，需要五个自愿者参与培养，这个针对20个新人的培训却只来了5个志愿者。而在以前，四五个人来参加培训，就有七八个人愿意来带队。因为能力的提升，很多人觉得在公园里看鸟已经不那么有趣了。
观鸟会并不希望通过收费的方式让会员在资金上做出贡献，观鸟会始终是一个服务于社会的机构，人的参与才是最核心的。为了确保良好的参与度，沈尤还曾弹劾掉好几个不开会、不履行职责的常务理事。
我认为观鸟会的每一个会员都应该贡献自己的能力，不是说出了钱就等于出了力。只有这样才不会引起内部分化。虽然有的人出钱了，有的人可能没有出钱，但是每个人都应该出力。在户外活动中，不能有的人在用力推车，有的人只是在旁边喊一个一二三。
最让沈尤感到困扰的是，的确有很多人将缴纳会费等同于履行义务，这些人可能并不积极参与观鸟会的各种活动，却不断地提出意见和想法。不久以前，几个爱好摄影的会员私自去军用机场拍摄军用飞机，沈尤还因此被相关部门约谈。
收费不高、麻烦不少的会员制还要不要继续？接二连三的麻烦让沈尤在心里打起了鼓。按照常理，会员在缴纳会员费以后与机构就是权利和义务的关系，在西方，很多会员制的组织都将工作的核心放在服务会员上，观鸟会关注的是社会效益，不可能最大限度满足会员的诉求。
放弃收费会不会增加观鸟会的财务负担？其他人会不会接受这个提议？一想到取消会员制，首先要考虑的就是这个问题。
2006年春节前，沈尤在妻子格桑的鼓励下，辞职全心投入观鸟会的工作，尽管担任会长，但沈尤是纯粹的志愿者，不领取任何报酬，养家糊口的重任也因此落在了妻子的身上，早期的观鸟会没有办公场所，2008年5月，在成都观鸟会第一届换届选举前夕，几个创始人做了一次财务总结，观鸟会上有一万多的缺口，大家主动将这笔抹不平的账认了回去，当时唐军认领了2000元，而沈尤自己认领了9000元。
还现有状态下，取消会员收费制会不会影响到观鸟会的财务状况？沈尤陷入了沉思。
观鸟会成员的管理需要规范化，在这一点上，秘书长杜科的想法和沈尤基本一致，但取消收费是不是能够解决一切问题，这仍然值得推敲。
在分析了观鸟会的财务状况以后，实际上，成都观鸟会的收入中，会员费只是占很小的一部分比例，这笔收入主要是用于机构的零散开支及年会等活动的开销，连行政费用都算不上。
2007年以后，成都观鸟会正式取消了会员收费。取而代之的是将参与度作为发展会员的主要参照条件，参与鸟类的官方活动累计超过200小时就可以注册成为会员。这直接体现出观鸟会鼓励会员参与协会活动的主张，协会与会员之间的关系也变得简单，这也为观鸟会进一步明确规则提供了可能，此后几年里，除了观鸟会自己组织的大型户外活动外，以观鸟会为名义组织的各种活动逐渐不再冒头。
财务上的难题却没那么容易解决。观鸟会成立的第一年，沈尤和另外几个创始人处于贴钱又贴人的状态，第二年，观鸟会逐渐调整，通过运作项目逐步增加收入，随着影响力的逐渐扩大，阿拉善基金会为成都观鸟会提供了每年八万元的行政成本，观鸟会逐渐有了专职员工和行政支出，扭转了赔钱做公益的现状。但主要的创始人沈尤和杜科依然是不领工资的志愿者。
2010年，沈尤当上了爸爸，在享受初为人父的欣喜的同时，也时常感受到肩上担子的沉重。从国有企业的中层岗位上下来，家里的收入就小了一大半，因为在观鸟会不领薪水，沈尤主要靠着从一些研究项目里获得一点专家费和补贴，作为一个丈夫和父亲，沈尤觉得压力并不小。秘书长杜科也是差不多的状况，迫于生活的压力，他也得做一些其他的工作。
观鸟会也想过减少对外界资金支持的依赖程度，增加自我造血的能力。沈尤曾积极促成与一家旅行社的合作，组织深圳的一批学生来成都参加观鸟夏令营，他们希望通过和旅行社长期建立合作获得收入。但效果并不理想，来参加夏令营的人没有预想的多，组建下一届夏令营的想法后来也就不了了之。
我不断地强调产业的构建，但目前这个观点被认同还很难，一些合作者常常会关心眼前的回报在哪里，这个东西太新了。我跟人说观鸟好，他可能会问，人在哪？这些人能够给我创多少钱？而一个产业的培育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沈尤和几个创始人还想过通过售卖鸟类的衍生品来获得收入，但经过讨论，这个主意后来还是没有得到多数人的认同，一款玩具或者小文具，从最初设计到找工厂加工都需要成本，而销售的渠道在哪、会不会有市场，这些都还是一个未知数。
如果基金会停止了行政经费的资助，观鸟会该怎么办，对于这个问题，沈尤目前还没有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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