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018—徐娟：狗在西安的二十五万种死亡方式
场景1：近90只狗被送到救助基地，其中一半以上会在两周内死去
场景2：一架老式缝纫机台面改造的手术台上，常常会躺着刚做完绝育的母狗
在西安这样的大都市，对混迹其中的大多数狗来说，善终常常是一件近乎奢侈的事。拥挤的空间、人类的暴力、交通意外和故意的伤害，使它们原本十余年的寿命变得多舛且叵测，只有其中极少数得以死在主人怀里或者关注的目光下。生死乱象在西安25万只狗的世界里每天都在上演。
60岁的王淑琴（化名）总说自己看惯了生死。可就在一只脚陷在粪坑里的瞬间，她突然感到头皮发麻，后背像是被人灌了凉风。她对自己说，那一定是自己这么多年来打针的“报应”。
在那之前，她和同事老刘刚刚找了个僻静的地方埋葬了3只被“安乐”的小狗。王淑琴已不会像7年前刚接手时那样抵制这种极端的死法，她会逐字逐句地向新来的志愿者解释，“体体面面地死去，比活遭罪好”。
一个炎热的上午，从西安西三环外一个代号“40号”的“犬类限养办公室”出发，5辆包裹严实、散发着恶臭的改装7座小巴车一分钟都不敢耽搁，顶着38℃的高温驱车一路往东穿过闹市区、高速路和一片正在改造的城乡结合带，直到路边的民居也变得零星散落时，突然逆行拐向一条不起眼的岔道。
那个依河而建、隐匿在高架桥下的“犬类救助基地”，便是刚刚迎来“自由”的400多条流浪狗的新家。
从西安一家事业单位退休的王淑琴，是这里2000多只狗的“狗妈妈”。王淑琴要管它们的生，也要处置其中近一半狗的死。
“体面”的安乐死
迎接“新生”的仪式庄严而混乱，在成百上千只形色各异的狗的狂吠中，在志愿者四处围堵下，这些已经被颠簸得筋疲力尽的小狗嚎叫着，或滚或爬，被人从小车上卸下。
一只在运输途中断气的小黑狗成为高温下严重超载的代价。近90只狗挤在仅有7座的改造小巴车内，能够平安抵达已是奇迹。接下来的日子，它们将混入大院2000多只狗中，度过生命的最后阶段。其中，有一半以上会在两周内匆匆死去，死于之前感染的犬瘟热、细小病毒、犬包虫或过度抑郁。
“基地”的运转资金来自民间捐助，买狗粮、打疫苗、做手术，月花费都在6万元以上。而且，每月都会从西安市各个限犬办接收来数百只被收容的狗。这些要吃要喝的动物，如果“基地”不出手，它们的下场很难想象。早些年，王淑琴亲眼见过被杀狗贩子领去剥皮吃肉的。
每天从院子的东头忙到西头，王淑琴走到哪里，总有一堆狗前呼后拥。有时候，遇上重伤或刚出生的小狗，王淑琴无从选择，只能用一种叫做“速眠2号”的针剂，让它们在无知无觉中“体面”地死去。
在“基地”，能够等到出生的小狗是极少数。在那之前，王淑琴会将个别怀孕的母狗送到附近的宠物医生那里，花300元或500元给她们绝育或引产。相较于手下2000多只狗的生存问题，这样的费用属于“计划”外支出，但又不得不做。
面对幼崽，王淑琴有时也会忍不住动了恻隐之心。一些母狗在孩子被“安乐死”后常常陷于“抑郁”，一连数天不食不眠，王淑琴后来会留一只小狗在母狗身边，“哪怕看着它们长不大，得病死了，心里也总比打针要好受些。”
每晚回到家，王淑琴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全身淋湿，脱下衣服泡入水中，水面立马浮上密密麻麻暗红色的一层，那是从狗身上传来的跳蚤。让她纠结的是，尽管有“限犬令”，但西安狗的数量却在十年内由7万增至去年的25万以上，每一条生命都有权利活，但谁似乎也没有权力来决定哪条生命应该死。
狗命无常
黑白相间的流浪狗“黑豆”，是60岁的志愿者田洁捡回的流浪狗。这只身材与成年“斗牛”相当的土狗出奇的安静。在田洁150平米的家中，它习惯躲进卧室的一角，用窗帘遮挡起半个身子，来了生人也不敢出一口大气儿，活像是个被吓破胆的“精神病人”。
去年年底，尚未长大的“黑豆”跟着母亲浪迹在西安凤城二路的一个小区。结果，“黑豆”的妈妈被保安抓住吊打惨死，黑豆则被打断腿、淋了一头的开水后丢弃。尽管田洁每次喂食时都会安慰它、抚摸它，但长大了的“黑豆”仍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对人类的畏惧，“跟人不亲，你声音大一点它都会躲起来，或者低伏着身子哀鸣”。
流浪狗“多多”曾经是个母亲，去年9月在凤城三路的一个小区，保安用水龙头将“多多”从一个水泥管道内赶出来，用水泥封死了管道的两头。“多多”刚刚生下的一窝小狗崽也顺手被封入了管道里。田洁听说了“多多”的故事，终于能理解这只母狗为何看起来有些抑郁，“她几乎不跟人交流眼神，没事就独自卧着”。
去年秋天，含光门东的环城公园里，一只活蹦乱跳的金毛在跟随主人参加了两次遛狗聚会后突然死亡，原因是它被注射的国产疫苗并未有效地阻止来自另一只狗的“细小病毒”。由于拉布拉多犬和金毛也被列为三环内禁养品种，金毛的主人只能夜间遛狗，但这种“做贼一样的存在”还是未能挽回其短命的悲剧。
在广袤的天地里，狗的生死有时更像一株野草，可以随时被践踏或磨灭。在西安南郊一所大学工作的贺琳，常去给几只附近的流浪狗喂食。她亲眼目睹了一只黄狗被电钻戳烂了耳朵。那只狗的主人曾是一个养蜂人，养狗是为了夜间防贼。由于经常要追花赶蜜搬家，狗不好带就会被抛弃。可这只黄狗有着惊人的辨识能力和忠诚，连续被丢弃三次仍然找回主人家。为了彻底解决麻烦，养蜂人打算用电钻戳瞎它的眼睛，只是在动手时戳偏了地方。在西安郭杜做家政钟点工的李女士至今撂不下对自家狗“大黄”的一份愧疚。去年中秋后，她趁空坐车赶往渭南农村的家收苞谷。紧赶慢赶一天一夜，终于在第二天天亮前将苞谷收了、秆子砍了用车拉回家。“大黄”陪着她跑了整整一天一夜，一趟也没落下。
可没等到次月她放假，家里已不见了“大黄”。公公说得很轻松，“村里要拆迁，前天来了收狗的，出了70元，价钱还不错。”
被“收容”的狗狗们
在西安，没有人知道一天有多少狗死去。它们或成为同类的口粮，或被卖到了餐桌上，西安南郊一些村镇就有多个屠宰市场。
家住西安灞桥张千户村的农民张大安（化名），甚至听到一种以抓狗数量来“积分”的说法。张大安的狗叫“猴猴”，曾陪她做了一年多的“拆迁钉子户”，4月16日被“收容”了，由于猴猴“立过功”，张大安决定，哪怕花钱也要“赎回”。
“40号”位于西安市区最西头的一个古老村落。这个自称“没有配备办公经费”的部门，高峰时每月收容犬只千只以上。有说法称，抓狗数量与该单位工作人员的“奖金”挂钩。在“40号”建立初期，由于个别收容所的犬只被杀狗者接收，“40号”一度被动保人士批评为狗肉市场“集散地”。经过多次交涉，收容犬的后期救助才落到了民间机构头上。在“40号”，张大安没找到自己的狗，却见到了另一番景象：
狗舍里的数百只狗早已没了往日的威风，夹着尾巴、惊恐的眼神、歇斯底里地嚎叫。许多狗身上已没有几根狗毛，裸露在外的皮肤活脱脱像个怪物。墙角里一只半大的白狗已经吠不出声，但不忘守护着泥水里刚出生不久的狗娃。犬舍另一端，新来的数十只小狗被从蛇皮袋内倒出，一只已经被压得断了气。一名工作人员揪起后晃了晃，一边喊着“积分！积分！”一边被扔进了焚尸炉。
看到这一幕，张大安哭了，她几乎可以想象“猴猴”最终的结局。第二天再去时，这些狗大部分已被送走。她最终没有找到“猴猴”，却从此开始关注流浪狗的生死。
在得到“匿名”的承诺后，一位志愿者向华商报记者展示了在限犬办内偷拍到的图片。照片上，缺少检疫和治疗，公母不分栏，大小不分栏，没有绝育措施，皮肤溃烂，小狗被大狗吃掉等景象触目惊心。
一名志愿者展示了她花200元从“40号”赎回的怀孕小黑狗的视频。画面中，这只叫做“贝贝”的狗在被救出后仅仅存活了4天。对主人的忠诚注定了贝贝的悲剧，从被收容那天起，它便水米不进，一直挺到小狗降生后断气。
相对而言，在西安的25万只狗中，7万多只有证犬总比“黑户”吃得开些。按照“限犬令”，狗主人必须花300元至500元为狗办“户口”，也就是养犬许可证，此后每年花200元年检。与成都等地仅仅10元的“养犬证”相比，西安数百元的“办证费”成为很多主人在狗被“抓走”后选择遗弃的主要原因。
伤残狗的“手术室”
对在街上流浪多时的狗，由于其“身经百战”，因此对其救助的过程充满危险。王淑琴被狗咬过很多次，“原因是这些狗已经无法信任人类，长期进化过程中信任人的本能已经被彻底摧毁了”。由于经常注射狂犬疫苗和血清，她的血小板严重下降，“没别的办法，活一天，管一天”。
伴随着一次接一次风风火火“打狗”的，是活跃在西安“地上”和“地下”的上百个流浪狗救助基地。有的将狗舍搭建在秦岭脚下的某个院子里，有的就在城墙下繁华闹市的某个单元房里。在这些或明或暗的“避难所”里，混迹西安的诸多流浪狗，向死亡“末路狂奔”的脚步陡然舒缓下来。
在南门西侧的一条巷子里遇到摇头晃尾的“大黄”和“黑熊”时，60岁的陈大夫嘴角露出了不经意的微笑。附近游荡街头的诸多流浪狗中，她总能第一眼就认出哪只已经被“做了”（绝育），哪一只是最近被抛弃“才出来混的”。陈大夫曾就职于西安一家大型医院，她习惯在下班后穿着睡袍走向小区那间堆满了旧自行车的地下室。
在那架呼哧呼哧的大风扇下，一架老式缝纫机的台面改造而成的手术台上，常常会躺着一只刚刚被陈大夫做完绝育手术的母狗。
十多年来，在这个隐秘的手术室里，陈大夫经手过的“生死”不计其数：一只因抓坏沙发而被主人剁掉前蹄的“比熊”，在这里做过截肢手术；一只被保安打爆眼珠的中华田园犬在这里做过眼球摘除；还有一只可爱的黑色卷毛狗，还在这张缝纫机台面上接受了乳腺瘤切除。最为复杂是母狗引产绝育术，从消毒、麻醉到破腹、切除子宫和卵巢，再到缝合、包扎，两个人要忙一个钟头。由于太忙，她只能把遛狗的任务交给丈夫，尽管她收留的19只流浪狗中，仅有5只能出得了门，其余的不是双眼被打瞎，就是被剁掉了脚。
由于这座城市每天都在扩展，每天都有工地开工或者完工。几乎每个工地都会养一只看门狗，但大多数都会在建筑完工后被遗弃。为了帮助这些可能被遗弃的看门狗避免可能的更惨结局，陈大夫与志愿者李立新也常常找上门为这些狗做绝育。
通常，在苦口婆心的劝说并递上几包烟后，她们会被允许将狗带回手术室，待伤口痊愈后再送回工地。
“不是狗有问题，而是我们自己”
对于以狗为营生的贩子来说，狗的寿命更多地取决于其生育年龄的极限。家住长安区的朱珊曾目睹过多只无法再配种的名犬，被送到杀狗市场售卖：一只憨厚可爱的金毛短短数分钟后就被砸破脑壳，吊起后腿活剥了狗皮。按照杀狗贩子的讲究，趁着狗还有一口气时剥掉的皮毛完整光亮，卖相才好。因收养者的经济条件不同，被救助的狗狗们生活也可能因“运气”而判若云泥。
在长安区某镇一个600多平米的救助基地里，187只流浪狗的待遇绝无仅有。该基地的供养者是一位成功人士，女主人在西安南郊一处高档小区独居。据说将全部的积蓄都压在了眼下的这帮“伙计”身上。除了优质的狗粮，辅食还包括鲜肉和牛奶。为了照顾狗狗，40多岁的孤儿马师傅被雇来专门看狗，隔三差五也能抽包中华、喝瓶茅台。一个宠物医生经常被叫来上门服务，他调侃说：“如果这187只狗能够善终，那一定是死于心脏病或者三高。”
田洁她们常常被质问：“你们有功夫管狗，咋不知道去管人呢？”田洁无法回答，甚至女儿也很难接受母亲天天和一群狗混在一起。一次因为有“狗味儿”，母亲送来的30个包子被女儿扔掉了。田洁也只能安慰自己：“冷漠是有罪的。”而《动物保护法》的发起人之一、“西京伴侣动物救助中心”负责人薛妮娅则说：“我们救的不是狗，是我们自己。”
为什么一边在救狗，一边却在“安乐”？志愿者“林”讲述了十年前自己刚开始从事动物保护时的经历。
那时候，西安成规模的民间救助还未兴起，一帮志愿者好不容易从“限养办”救出了40多只饱受摧残的狗，却发现无人愿意领养，也没有地方存放。一旦放归街头，难免再次被“收容”或者被狗贩子屠宰。为了不使这些狗被折磨致死，“林”与几名救助者达成一致，按照西方对流浪狗的方式，“让它们好好地离开”。为了减少狗的痛苦，6个人凑了1200元买了进口麻药。“林”至今还记得从咸阳请来的杨大夫留给她的话，“以后这种事别再找我”。
“不是狗有问题，而是我们自己。”薛妮娅说，“如果能像仅收取10元办证费的成都那样，稍微降低一点办证的门槛，或者将部分办证收费用于狗的绝育和免疫，严格登记管理，而不是运动式的清理，狗的管理也许会简单些。”
对于混迹西安的25万只狗来说，死亡的另一头是什么，救助者“西京”也想不透。但在他脑海中却经常浮现出4年前救狗时的一幕：在长安县细柳镇上，绑在绳索上的一排排狗的断蹄，突然像风铃一般摇曳，那如行为艺术一般的场景超越了所有狗声鼎沸、撒泼打欢的时刻，以一种决然不同的方式，向阳光下的一切生命昭示，这刀俎下的牲灵，亦曾有过独特而奔放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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